饥饿:爱尔兰民族的梦魇1845年，爱尔兰的农民发现他们种植的土豆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病菌，大量的植株在没有收获时就已经烂在了田里。大面积的歉收，使得爱尔兰岛上损失了25%的人口，多达100多万人被饿死，另外还有100多万人远走美洲大陆。
在当时的世界，只有英国政府有能力和资源对爱尔兰岛上发生的饥荒进行救助。然而由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影响，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大饥荒保持了奇怪的类似于“中立”的立场。英国政府的不作为，使得大量的爱尔兰人因为饥饿和贫穷死去，那些漂洋过海到达美国大陆的爱尔兰人特别珍视土地——饥饿，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爱尔兰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于1798年，是工业革命前，人均生产力不足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人口问题做出的研究专著，对近代以来的很多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该理论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认为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生产只能以线性增长，赶不上以指数增长的人口需要，并认为这是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马尔萨斯的理论有三个主要命题：
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著的抑制；
3、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
以此来看，世界各地的人口，天然地被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限制，即我们经常说的土地承载人口的上限——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就与此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唐代之前，人口一旦上升到6000万，就会超出了土地承载能力。因为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逐渐缺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社会发生动乱。随之而来的战争、瘟疫等，即“收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著的抑制”。英国政府据此理解爱尔兰饥荒是爱尔兰岛上的一次“抑制”行为，英国政府据此表现出了不负责的决策。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很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因素，比如英国将爱尔兰当成殖民地来对待，对殖民地发生的灾难，宗主国缺少积极应对的道义责任。
（都柏林雕塑：爱尔兰大饥荒）
殖民:欧洲人差点被饿死在欧洲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全球各地。其实要说到生育意愿，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很强烈，这是根植在人内心的生殖基因。欧洲人口一直受限于土地承载能力，贫瘠、多雨的土地，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历史上，欧洲对外发动的侵略和征服战争，多数都与人口过剩有关，包括航海大发现。
葡萄牙在15世纪时躲过了黑死病的侵袭，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小小的国家容纳了过多的人口，整个国家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葡萄牙国王将目光投向了海洋，要寻找前往东方的海路，因此兴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殖民帝国。葡萄牙扬帆出海时，他们有多少人口呢？100多万而已。饶是如此，就已经然让这个国家不堪重负了。
随着航海大发现，欧洲国家纷纷前往美洲大陆建立殖民地，欧洲过剩的人口都被遣送到这些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就是英国流放罪犯的地方。北美洲的圣劳伦斯河入海口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著名的渔场，在15到17世纪提供的渔业，在农业歉收的欧洲，提供了大量的食物。荷兰之所以能以小凌大，即在于荷兰发明了鲱鱼保鲜的方法，掌握了欧洲粮源，挣到了大量的贸易利润。
于此可见，由于欧洲的土地规模不大，湿润多雨，日照不足，使得土地生产的物资不多，因此也就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英格兰在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开始谋求全球海洋霸权时，整个国家也不过几百万人口，而法国靠着16世纪1100万人口就能够在欧洲建立起稳固的霸权了。同时期的印度有9200万人，中国明王朝有8600万人，即使东瀛小国日本都有2600万人——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出现了“战国时代”，很多吃不上饭的武士、浪人侵扰中国沿海，被称为“倭寇”。
（过剩的人口组成的倭寇）
雨热同期:东亚、东南亚物产丰富与欧洲相比，东亚、东南亚、南亚一带，条件优越的多。由于地处亚热带，日照、雨水等涉及农业生产的要素都具备，因此土地能生产出来更多的物资。印度由于整个大陆有50%的土地可以被开发，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蕃息着大量的人口。至于中国，更是具备亚热带、温带、草原带等多种气候，庞大的国土面积，以及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成都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方都是适合大面积垦殖作业的地区。虽然与撒哈拉沙漠同处一个纬度，但是由于靠近太平洋，有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土地都成了沃土。中原古称“豫州”，意是大象出没的地方。现在的河南一带，在汉代之前，是一片亚热带的风貌。所以，古代中原地区最先被开发，也最早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因此，大面积的适合垦殖作业、具备良好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土地，成规模地出现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是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拥有众多人口的前提条件。
大一统政治:为人口的增长保驾护航除了这些之外，政治制度是这些地区能够长期保持大量人口的保障。欧洲国家战国时代一直演进到现代，自从查理曼帝国分裂，欧洲从来没有统一过，越来越碎片化的地缘政治，更小的土地规模，还有上千年来的互相敌对仇杀，使得欧洲国家在面临自然灾害时的抗打击能力非常小。比如前文提到的爱尔兰大饥荒，一个小岛，只有7万多平方公里，而且还大多数都是山地，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自然灾难，人都没地方逃难。欧洲国家彼此之间存在有严重对立情绪，一个国家遭灾，另一个国家没有趁机踩上两脚就已经是人品高尚了。所以，这也是欧洲国家人丁不旺的原因，抗打击能力太弱了。
（欧洲各国都遭到维京人的侵袭）
不仅仅是抵抗自然灾害，还有外来入侵也是如此。欧洲国家的规模太小，遇到维京海盗这样的武装暴力团伙，欧洲那些国家的国王们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强盗烧杀掳掠。
东亚地区则一直都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中原板块也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和人口规模完成中国本部的统一。这样一来，国家的抵抗自然灾害和外部入侵的能力就大为增强。比如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因为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使得即使某一地受灾，可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政府自西汉开始，就设置了“粜仓”，用于丰年收粮，歉年赈灾之用。
在对待外部威胁上，游牧民族曾数次掀翻了西亚、北非的文明，还给欧洲留下了“上帝之鞭”的警讯。然而，几千年来，游牧民族不断向南冲击，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征服这样一个大国的能力。只要不折腾，中国这样的体量的国家就难以被征服，使得中国的社会安定，人口会有更强的恢复能力。
（梁惠王：寡人之于国也）
印度的人口众多更像是一个例外：因为印度底层人们的麻木，使得征服者与原统治者更容易达成一致。因此印度历史上比较少有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灭杀，出现的动乱很快就会被平定，人口数量也得以恢复和保持。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宗族政治的发展至于东南亚地区人口的数量多，与中国、印度的情况相比来看，则与深受中华文化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欧洲的个人主义的源流，往文化上追溯，可以是基督教、犹太教关于个人救赎的教义，以及基督教对个人传教的支持和鼓励，充分肯定个人的力量。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个人主义逐渐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融合，形成了敢于冒险、私有财产、个人权利等强烈的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亚、东南亚的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高于个人，每个人都被纳入到集体的价值体系中来，为集体做出更多贡献。这样的文化传统，聚焦到一个词是“多子多福”。东亚政府也是建立这样的家族、宗族文化的基础上，因为政府也强调对宗族、对家族的义务，并形成法律，在社会上推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集体主义文化。
（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
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土地耕作技术的发展，土地物产更为丰富，欧美白人通过殖民占据的土地更多——人口得到了大爆发，从蜗居欧洲一隅到如今遍布全球，繁殖力惊人。然而由于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因为历史原因，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因此虽然人口增速不比这些欧美国家，依然是数量最多的。
只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言犹在耳，虽然如今的土地物产和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丰富，但是人口规律作用必然会造成贫困和罪恶。只有通过不断增加教育和科技创新，使得人口变成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资源，推动社会不断的进步，才能使得地球容纳更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