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前，东南亚已经经历过两次半发展高潮了。
第一次是继日本之后的“四小龙”时代，新加坡利用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特殊地位跻身“四小龙”行列，如今很多朋友都注意到新加坡崛起中航运、服务等产业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其工业化速度和程度同样不容忽视，其在化工、精密机械制造、炼油等方面的投入和收获，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次则是在“四小龙”站稳脚跟、日本推行所谓“雁阵模式”后，东南亚接收日本转移产业、技术，电子和日用轻工业骤然大发展，形成所谓“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其中泰、马两国一度被认为“在家电领域地位稳定不拔”，菲律宾的休闲食品行销世界，而印尼则更是开始尝试向诸如民用飞机制造等更高端产业攀爬。
所谓“半次”，则是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在中国21世纪初崛起前曾多次利用“三来一补”嵌入全球市场循环，并波动式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如越南、印尼的鞋业就是如此。
但所有的“高潮”——包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的历次，东南亚国家都在饱受一曝十寒、大起大落之苦后痛苦地发现，自己又要重新来过，“世界工厂”仿佛拉磨毛驴前主人刻意挂上的一根玉米，永远离自己的嘴一尺之遥，却总也啃不到。
关键在于，东南亚国家自身市场容量太小，即便像新加坡这种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储备相对较好，管理水平也能跟得上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会面临几乎难以突破的瓶颈，从而不得不寻求将“半截头”制造业转移到境外，自己转而发展性价比更高的第三产业（虽然是高端第三产业，但高端三产毕竟也还是三产，不是二产），而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这些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发展为世界工厂的难度就更高了。
相对于高端技术和人才，数量大、性价比高的熟练工和技工是成为“世界工厂”的更关键要素，偏偏东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是最大的，这些国家熟练工文化程度、纪律性和学习能力、意愿普遍比较低，接受管理的能力也较差，如果说，高端技术、人才还可以“两头在外”，靠引进救急，那么这种“底端”的坚实只能靠内补自救。中国改开最初20年，在制造业方面也经历了极大的阵痛，“瓶颈”同样在此，但中国靠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靠庞大的体量和建国后极高的扫盲率挺过来了，东南亚国家则相反，把太多功夫下在培养高端人才上，本末倒置了。
东南亚国家除了新加坡等极个别外，基础设施水平普遍低下，而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必须以基础设施的“先行一步”作为前提和保证，基础设施不提高，制造业即便发展于一时，也注定成为风中浮萍，按照行内的话就是“即便接了单子都不知道能否如期完成，即便完成了都不知道能否按时交货”，更要命的是，在这个领域东南亚国家至今进一步、退一步，缺乏章法。
不仅如此，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有明显的国际市场依附性和输入性、海外依赖性，这不仅让这些国家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99年至今都几回了，不妨数数），也让它们在上升阶段同样面临尴尬：步子慢了固然会被甩开，步子太快就会被进口国打压——一心梦想成为美国市场大拿的越南，其鞋类输出可是被美国人在wto折腾得几度死去活来的。如今许多东南亚国家同样面临一个怎么看都会吃亏的两难选择题：如何在中美两大经济体夹缝中生存。
正是看到自身在工业化问题上的种种局限性，东盟才花了20多年谈整合，但进展并不大，除了各国心思不一、实力大多有限等客观限制外，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是“卖家”，缺乏买家，形不成“自循环”，而tpp倒是有美国这个“买家”了，但它的破局看似偶然（特朗普折腾）实则必然——谁也不愿意做“无私开放市场”的单边冤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