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非常繁荣。贵族和平民百姓，对吃喝玩乐都非常有追求，宋朝的夜市多种多样，有小吃店、茶馆、卖小商品、还有卖艺、有杂剧、影戏、说书、跳舞、杂技表演等等，还有到澡堂子搓背、按摩、修脚。
琴棋书画，歌舞升平，吹拉弹唱，花街柳巷，觥筹交错，大小赌博，偷鸡摸狗……
《水浒传》中，有很多“好汉”，干的都是杀人的勾当，北宋末年社会治安真的那么差吗？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社会治安问题不是我们现代社会理解的“社会治安”。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程度条件下的“社会治安”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无论是所谓的“太平盛世”还是“动荡乱世”，都一直存在着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江湖”。
江湖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特点，这个特点其实在整个人累的封建社会阶段都存在。
江湖的存在，也是一些特有的现象存在的基础。比如帮派，比如草寇，比如匪患，比如私刑，比如江湖规则。这些和封建社会的“社会治安”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回到北宋末年的社会治安。北宋末年的社会治安水平和北宋的朝廷有直接的关系。在北宋末年，朝廷的荒诞腐败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最直接的原因是那个著名的“才子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是一个才子，但是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相对于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山水园林的兴趣爱好甚至是痴迷成都要远远高于当皇帝。这位“性格轻佻”的皇子，当上皇帝属于偶然，但是他当上皇帝之后，对他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包括大肆进行自己喜欢的园林建设。可以说在宋徽宗时期，社会状态基本上就是以“江湖规则”为主流，这是和当时的朝廷的“不作为”以及“乱作为”分不开的。
在北宋末年，由于朝廷的“不作为”和上行下效的腐败堕落，导致的内忧外患十分的严重，但从内部来看，从皇帝到最基层的地方官员对于百姓的压榨，在小说《水浒传》当中表现的十分明了。宋徽宗的“酒色财气”，高俅的“飞扬跋扈”，蔡京的“阴险狡诈”加上那个著名的“生辰纲”，就是阳谷县令不也是把自己在职期间搜刮的民治米糕让武松押送回自己的老家了吗？
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糟糕的腐朽没落的统治之下，盗贼四期，山头林立，杀人越货乃至私刑成风就是那个时期的“主流”。在民不聊生的时代，造反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小说《水浒传》就阐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官逼民反”，也就是所谓的“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并不仅仅是都像林冲一样被高俅逼的走投无路，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阶级的腐败，让杀人越货，占山为王成为了“正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替天行道”。
其实，就市井百姓来讲，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比较严重，泼皮，帮闲，恶霸，几乎是普遍现象，就像李鬼那样的废物，也敢扮演李逵劫道，说明那个社会，只有变得像李逵一样才能吓住别人。
当一个社会，不讲法度，不讲秩序，不讲社会道德。而是比“谁比谁更恶，更凶残，更坏”的时候，社会治安会好吗？
俗话说得好，艺术来源于生活。《水浒传》虽然不是成书于北宋末年，但是它的故事原型却是地地道道的宋朝往事。而他们的故事与宋朝政治、经济制度密不可分。
宽松的人口流动
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点——移民政策非常宽松。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各种资源。各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户籍政策。战争中所需的军费会以税收的形式均摊到每个“户”上，战争所需要的兵丁会以“户”为单位抽取。每个男子成年后，需要离开父母，单独“开户”,给各自的诸侯国增加“户籍”。时人将这套政策称之为“编户齐民”。
可以看出，这套政策就是为了将国土上的国民变成“资源点”，国君派出的流官就是“农民”负责“采集”资源。它本身只有掠夺，没有付出，老百姓不是傻瓜自然不乐意。于是，经常有人逃亡进深山老林，成为“黑户”。“苛政猛于虎”的故事中，孔子遇见的妇人就是个中典型。人们宁可冒着被老虎咬死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编户齐民”的区域生活。
这种“消极抵抗”的政策，固然不如起义这种“积极抵抗”来的痛快。但胜在连绵不绝，且成本相对较低。各国国君为此十分头疼，每逃走一个国民，就意味着朝廷少一个“资源点”。在战场上，“资源点数”少的一方，更有可能被亡国。
【当然关隘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税】
于是，历代政府都严格控制人口的流动。老百姓必须要向官府申请“通关文牒”或者“路引”之类的通行证，才能在指定范围进行迁徙。但是，没有钱没有关系的普通人，要想申请到通行证，难度系数十分高。不然玄奘也无需冒险偷渡。朝廷在各个交通要道都有关隘，除了征收过往商旅的赋税外，还要盘缠每个人的“通行证”。名义上是为了搜索可能的罪犯，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人口的随意迁徙。
时间来到唐朝，随着两税法的改革，人口开始与土地“解除绑定”。当局不再局限于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掠夺他们的资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各种政策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云集。城市人口稠密，相对容易监管、征税，相比过去的旧办法还人道许多。宋朝商业得以繁荣发展，市民阶层快速崛起。城市的繁荣又反过来，刺激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有宋一代的人口政策得以成为历代最人道的。
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城市化必然拉大贫富差距；人口高速流动和商业化，也让人们有了金融方面的需求。当正规的国家信贷无法满足他们时，借贷容易的民间机构就会应运而生。但这些民间机构没有官府的强制力，所以急需武力来保证自己“不吃坏账”。这时候，黑社会就会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全世界主流黑社会的起源——放高利贷。从这方面说，宋朝繁荣的城市经济，也是“梁山泊”的天然温床。
悲惨的农民
前面提到了宋朝的商业十分繁荣。但这个福利只有市民阶层，才有资格去享受。对没有办法在城市谋求一席之地的农民而言，宋朝是个最坏的时代。
比如刚才提到的“两税法”。它固然解除了人口与土地的绑定，但也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比如将实物折合成现金时，经手的官员会大力压缩实物的价格。等到真正折成现金时，却按照真正的物价报备支取。这种行为就是我们熟知的吃回扣。偏偏宋朝冗官的弊端，导致官员数量巨大，各种关系网络错综复杂，无法从根本上治理类似问题。
农民们自然知道被官员剥削的事实。奈何官员归属朝廷，若敢于反抗就意味着违抗公权力。大部分农民秉承着中国人“不饿死不造反”的信念忍耐着。但是，小部分敢于反抗的人依旧给王朝带去巨大的麻烦。根据现代人统计，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比之前的任一一个王朝都多。虽然，因为国家政策关系，无法形成类似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这种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反叛。但是，其数量之密集，分布之广泛，堪称前所未有。这也是“梁山泊”们的另一大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