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历史故事-k8凯发

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有一条起源于陕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由西南至东北弯弯曲曲穿行在毛乌素茫茫沙海中的河流，当地蒙古族群众称其为“萨拉乌苏”（蒙语，“黄水”的意思）。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博物馆学、地质古生物学家、中国北疆博物馆（今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创办人桑志华（emile licent）, 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在家住邵家沟湾的当地牧民旺楚克（汉名石王顺）的引领下，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三件人类股骨化石。1923年7—8月份，桑志华与另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charain），再次风尘仆仆来到萨拉乌苏，在杨四沟湾进行了科学发掘，良好的地层堆积和丰富的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等，令他们惊叹、兴奋不已。在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中，他们由崖面向内掘进了10余米，向两翼扩展了200多米，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还有大量的破碎动物骨。在后来进行的实验室整理过程中，于一堆1922年采集的羚羊牙齿和鸵鸟蛋化石碎片中，意外的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权威，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这个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一直未发现确切的和古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加之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因此，中国及亚洲地区究竟有无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标识的早期古人类活动行踪，还一直是个悬而未决之迷。有关中国古人类学资料的最早记载，当属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施罗塞尔（m.schlosser）在他的著作中记录的一枚据说来自中国的人类牙齿化石，但由于这枚牙齿化石是从北京中药铺的龙骨中捡选出的，关于它的出土地点、出土层位等情况一无所知，因此，科学家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牙齿本身，对其它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无从谈起。此后，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edgar）陆续在湖北、四川的长江沿岸采集到一些石器，但由于材料稀少，加之出土层位不清，记录不详，对它的可信程度质疑颇多，因此在学术界亦未产生多大影响。直至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东部庆阳地区的黄土层和黄土底部的砾石层中发现的3件打制石器，才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有确切出土地点、层位，有可靠的年代学依据的古人类加工制品，成为公认的中国旧石器科学研究史的开端。而对萨拉乌苏的考察和科学发掘，不仅发现了有确切出土地点、出土层位的古人类化石，同时还发现了与之伴出的人工打制、使用的石器等，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击溃了有关“中国无旧石器文化”的谬误，为这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正式拉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帷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遂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众多学者纷纷踏上这块充满神奇色彩的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机构、技术、资金源源涌入，在此后的短短几年内，北京人、山顶洞人等便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中国由一个就是否存在远古人类还争议不休的地区，一跃而就世界古人类四大进化链之一的辉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