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男人喜欢刺青、纹身、头上带花，是一种源于上古的华夏习俗，不是黑社会、不良性质的社会风俗！
华夏古代社会实际上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是相当自由的，与当今世界有很大不同。
当今世界受欧洲影响太大，主流社会过于强调同一化丶标准化。这源于西方国家属于民族国家，排他性极强。而古代中原皇朝属于文明国家，赞同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危及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允许保留个性化习惯和差异性审美观。
其实古人化妆的是男人，这就是所谓的君子美仪容。去年江西开掘的西汉海昏候刘贺的墓里就出土了一套完美的化妆锦盒，据说先秦的将军墓里也出土过假发丶假须丶化妆品。按今天的标准，华夏先民属于娘炮一族！???
据说高跟鞋原本也是给男人穿的，就是为了显得男人高大挺拔！据说香水也是给男人用的，原本就是为了掩盖汗臭，估计是古人不怎么爱洗澡！???
不过话又说回来，刺青、纹身对人没好处，而且可能诱发皮肤病。如果没有必要，确实不要这么做。至于男人带花，当下也不违法，如果某位先生希望提高路人回头率，也可以试一试！???
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宋朝，向往宋朝的生活呢？
在公知文人们的眼里，“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明朝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因为风骨太硬，朱元璋又太注重保护百姓权利，当官特权太少，感觉没有尊严。他们只喜欢宋朝，这些人做梦也盼望着我国像宋朝那样，虽然“又肥又弱”，任谁都能来踩一脚割一刀。
宋朝的官容易啊，因为宋朝最尊重读书人，只要有点名气，都能做官。不仅俸禄很高，而且可以随意兼并土地、畜养私奴，还言论自由，骂皇帝都行。
实际上大宋立国以来，对外战绩一塌糊涂，对内却极尽压榨。自宋一朝，农民起义不断，割地赔款无休无止，岁币赏赐年年上供，实在是无处可吹。专家们只能绞尽脑汁，胡编乱造，转而吹经济，吹文化，吹民主，吹自由，最近居然煞有其事的还计算出了几百年前的gdp。
的确宋朝因为文官势大，终宋一朝，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太监乱政，也没有武将割据，不过单单凭着几点就认为大宋成了天堂，可以比肩90年代《读者》、《意林》里面描写的美国了？那你就大错特错。宋朝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制度，是对官员士大夫开放的，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恰恰相反的是，由于赵匡胤上台名不正言不顺，为了争取文官集团支持，许下了“不杀文官”的诺言之后，官员们贪污起来更加肆无忌惮，百姓生活困苦倒是超过了大多数朝代。
随着文明的进步，中国的刑法也逐渐趋向于人性化。西汉时期，少女缇萦为救父感动朝野，汉文帝废除了墨、劓、剕等肉刑。隋文帝时期，又废除了各种花里胡哨的死刑，只保留了砍头和绞刑。而以宽仁著称的大宋，只要百姓或者底层军士触犯了法纪，各种酷刑是屡见不鲜。
真宗时期就有对造反百姓和逃兵的处理记载：”皆肢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身见白骨而扣眼之具尤动，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绝“。
读之让人毛骨悚然，仿佛置身于阿鼻地狱。在以仁慈而著称的宋仁宗时期，对底层民众的惩罚更是变本加厉，连上古纣王时期就已经消失的”醢“刑也重现人间。
张密学知冀州时获一“巨盗”，“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仁宗庆历四年，广西环洲欧希范为乱，义军五十六人凌迟开膛破肚，再剁成肉酱，命南僚地区少民首领吃掉。这和纣王让姬昌吃伯邑考坐的肉饼有什么区别？庆历八年，妖贼王泽平“磔于市”。
在赵祯统治的41年里，大规模农民起义次数多达57次，当然，这并不妨碍文人将其称为宋仁宗。因为在这个怯懦皇帝统治期间，身上没有半点帝王权威，导致君弱臣强，以至于从他开始，士大夫阶层开始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文人们拿着高工资，每天高谈阔论，做错事也不必承担责任，日子过得舒服，当然要吹捧宋仁宗，想让后来的皇帝们都有样学样。
终宋仁宗一朝，文风大盛，精英之间相互吹捧，朝廷简直是诸葛亮开会：韩琦、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富弼、苏轼等等。结果朝廷在这些精英们的带领之下，西夏李元昊居然宣布独立，严重打了这批治世能臣的脸面。1040年，大宋出兵镇压叛乱，结果三年之间，三次出征，三次全军覆没，大宋军民伤亡被俘高达二十万人，简直和送人头没有区别。
连续的惨败让这群文官精英们再也不敢出泉水，1044年，七千万人口的北宋在文官集团的支持之下和四十万人口的西夏达成协议：
增加西夏”赏赐“，宋真宗时期的白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增加到白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逢年过节再给白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
承认西夏独立，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期间，辽国趁机以重兵压境，逼迫宋廷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和满清各地赔款不同，清朝赔款还有额度限制，大宋对外的赏赐则年年都有，无穷无尽。可以说胆敢犯我弱宋者，虽远必赔。
这么多精英围绕着圣君，最经常干的事就只有两件：一件是送官。你如果在仁宗手下当大官，那你的亲戚朋友就很容易在祭天时被宋仁宗封个小官。一个朝廷大员，能给自家亲属带来十几个官位，仅因乾元节或郊祀荫补得官者，每三年不少于千余人；一件是发钱，文官集团掌握财权，想给自己怎么发钱就怎么发。只要晋身于官场，待遇除了工资津贴级别补贴五险一金外，还会根据职位高低发放土地（职田）、下属佣人补贴、柴米油盐茶叶布料.....凡是你想到的没想到的，朝廷都发。一个县令俸禄收入按购买力算就高达百万。
这些带给了大宋沉重的经济负担。仁宗晚期，范仲淹在欧阳修的支持下开始了庆历新政，准备逐步降低一下文官集团的待遇，结果被官员们群起攻击，指责其为朋党一年后，范仲淹被贬到陕西，而欧阳修则去了滁州。
在宋朝做文官，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尤其是对付没有功名的百姓。明朝对嫌疑人用大刑乃至处死，需要的是皇帝在名单上亲自钩批。但大宋不同，地方官可以随意处置牧下小吏百姓，可以随意安排罪名，随意用脑洞大开的方法处死对方，甚至还能流芳百世，因为小吏百姓是不能发声的。
太宗名臣张咏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结果被张咏以一日一钱千日千钱为由，写完直接拔剑就砍死对方，根本不需要证据，说你天天偷你就天天偷。这位杀人之凭自身好恶，年轻时就以对面店家想抢自己为由，杀了店主父子，又将店中老幼一并杀掉；不久又听闻有仆人以告发邻居官员为要挟，想娶官员女儿，张咏直接就将对方砍死。这样的人，只因为是文人名士，不仅没有任何惩罚，还升迁到了内阁大学士。
定州知府钱维继，因为治下妇女对丈夫前妻儿子不好，就下令将夫人所生婴儿放于雪地冻死，并强迫妇女全程观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入县志而洋洋自得。
公知们想去宋朝，是因为宋朝文人太过舒服，领着高工资，却不要承担责任，贪污腐败也好，残害百姓也好，丧权辱国也好，最多不过贬官，到了地方照样是人上人，这样的皇朝，又有谁不想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