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社会风气和之前相比有几项大的的变化。(具体几项，我也没统计，写了几项就算几项)
谈到社会风气的不同，首先要提的街区、市场的变化。宋时街区的最大特点是，店铺不避开官衙，官衙不赶跑店铺。两者耳鬓厮磨，相映成趣。在现代读者看来，商店与机关、学校、寺庙杂处交错，是司空见惯的事。
可是，历史画卷留下的真迹说明，并非从来就如此。宋之前，却是另一种风貌。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基本模式，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以唐长安、洛阳为例，城内，皇宫被封闭，百来个居民区——坊，三两个商业区——市，又分别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大街。大街两边，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邸才能临街开门。汉代有临街开门资格的是万户候。走在这些大街上，听不到叫卖，听不到吟诵，当然更听不到打情骂俏。这些城市的形制充分说明，商品交换极为有限。唐代长安就只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市场，而且是只做大半天生意。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决定社会交往发展水平的主要条件。物质交换增多，同样影响精神交流。唐以往的城市中，多数居民，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生活，相当冷寂。没有交换关系的强烈影响，下层居民难以体验和认识自身价值，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
北宋时期，坊市制的彻底崩溃使城市从冷漠中走出来。连东京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从内城朱雀门到皇城宣德门有条御街，御街中心的御道是皇帝专用）也变得熙熙攘攘，喧闹嘈杂。在北宋最后十多年里，才下令禁止在御廊（相当于人行车马道）中设摊交易，并布设了一道黑漆栏杆，保证车马的通畅。
仁宗时期曾禁止京城所有桥梁上搭盖摊铺，以免妨碍车马同行，可到了北宋后期，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宋朝的皇家园林可以定期向公众开放，这已经够令今人惊叹了，还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园林里面居然可以让百姓摆摊设点。
商业之发达，令人咋舌。
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思想影响也开始发生变化。
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这充分说明了对这些工匠劳动成果的认同。
可以说，四大发明的三项出现在宋朝，并不是偶然。还有因为海外贸易发达，宋朝时期水密舱、平衡舵等技术也是世界首创，航海技术的领先也一直保持到明朝。
所以说，并不需要政府做过多的干涉，只要不扯后腿，底层的劳动人民自然而然地会适应时代发展，做出更新改进。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端就是珍妮机，也是纯技术性的。任由中国手工作坊发展下去，没有可能不产生类似珍妮机这样的东西。
可是之后的明朝却大不一样，除了极度抑商，对手工业管制也是丝毫不留情。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大明会典》记载，“诸色工匠，多有逃逸”。
(不好意思，想到宋朝的发展被打断，情绪上有些影响，吐槽了一下)
转回到工商人士身份认知上的话题。宴殊选择富弼为婿时，富家并不是高官大族。富弼选择冯京为婿时，冯家只是一个商贾，更无政治地位。曾在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当过丞相的留正，就与泉州大海商王元懋结为姻亲。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出身的开始成为士大夫。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错把冯京当马凉”中的冯京也是以商人出身身份登上相位。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难怪《剑桥中国史》中这样评述:到了晚宋，已产生一个富裕、自觉并对自己鲜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强烈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同时，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开始崩溃。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
宋代城市经济充分发展，拥有一定闲暇的中下层市民多了起来。风靡于宋代城市的瓦子勾栏是大众娱乐新潮的主要标志。《东京梦华录》行文所及，北宋东京的瓦子至少有9座。南宋临安，瓦子更多。据《武林旧事》与《南宋市肆记》所载，临安城内外共有瓦子23座。西湖老人《繁盛录》则说共有25座。
瓦子，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娱乐中心。某些瓦舍中有酒楼、饮食店，还有卖药、卜卦、剃剪、纸画以及赌博等多种经营活动。一般一个瓦子有好几座甚至十多座勾栏。勾栏是市井中间固定的演出场地，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剧场。
宋代的勾栏经理人已经十分重视商业宣传。里里外外有不少宣传装饰，勾栏门口贴满了招子、纸榜、帐额，这些都是宣传广告，一般书写节目名称、演出时间以及主要演员等。现在剧场外的挂牌宣传就源于此。宋代的勾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于市井中的商业剧场。它与古希腊雅典的露天剧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的戏剧，直接服务于奴隶主，有鲜明的政治烙印，每年三四月的戏剧节，为了鼓励公民看戏，政府甚至发给观众津贴。宋代勾栏的商业性演出，却是完全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遣娱乐。（参见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
勾栏的出现，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文化艺术演出不再囿禁于宫廷、寺院与豪门府邸。艺术，开始拥抱大众
皇家与达官有时也要换换口味。仁宗招民间艺人为皇家供奉，每天要听他们说一桩新鲜事。（见于《七修类稿》）南宋高宗当了太上皇，也经常看通俗文艺演出。被他召进宫的名艺人有：讲史的，宋代、强氏；小说，史亚美；说经，陆妙静、陈妙慧；影戏，王润卿；队戏，李瑞娘…
音乐以及舞蹈是先秦以来的传统艺术，统治者郑重其事地把它们应用于庄重肃穆的朝会、祭祀以及其他典礼之中，作为神圣的政治装饰。这样音乐叫“雅乐”，演奏雅乐的任务由国家专门机构完成。它的专业训练很正规，艺术素养也比较高，也网罗了许多高水平人才。
但它毕竟是个官办的艺术机构，总不如市井艺人那样能够自由地呼吸大众社会的新鲜空气。当宋朝时期大众文艺蓬勃地发展起来后，承担国家宫廷演出认为的教坊就渐渐失去了生气。宋官方的某些活动，也不得不借助瓦子勾栏的艺人表演。到高宗时期，于绍兴三十一年正式解散了教坊。有关典礼等临时摊派一些民间艺人来承担。国家艺术团的消失，标志着民间艺术赢得了大半个世界。
因此，宋朝时期文艺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宋代舞蹈风行。除了皇家，地方州县的官方集会，也常常有队舞助兴。宋代舞蹈的最主要特点，它开始表现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些舞蹈，故事情节更为明晰。这样的舞蹈已近乎舞剧。配合着音乐、诗歌、宾白、对话、插科打诨，逐渐孕育了我国古代戏剧。
长袖善舞，并不只是少数民族的特征喔。
伴随着文艺生活普及，教育也开始在平民中推广了。
在宋代之前，许多城市没有正规的学校。知识被上层垄断。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学校，是教育史上一个发展的里程碑。教育蓬勃发展是必须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宋会要稿》：“天下诸县皆置学”，形成历史上第一个遍布于县以上城市的官学网络。官学学生全部享受公费补助，由官府供养。但全国没有统一标准，视各地各校财力大小而定。如北宋末年，余杭县学的补助，学生每人每天大米2升，钱24文。当时，太学每月补助超过1240文。凡州学入贡上京城太学的，路上食宿开支，可以报销。徽宗时期，“于各乡村城
市教导童稚”，更广泛地开办了小学。
不仅官学，私立学校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在教育史上大方光彩的书院，也在宋兴起。
私人办的小学，一般不过三五十人，甚至有只教十来个蒙童的，供给常不足。而教学好、声望高的，可能多达数百人。苏东坡说他8岁入学，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学生将近100人。（见于《东坡志林》）而两宋之际的名臣叶梦得，也是一位饱学之士，读的却是简陋的私学，在《石林遣书》、《避暑录话》里追述过儿时读书时的情景，十分生动。虽然简陋，叶梦得说，先生教他背诵的《六经》，一生受用不浅。在这些茅屋小学中，也确实出过一些人才，有的在政坛、文坛上声名大振。秦桧早年也做过童子师，仰束脩自给。他感叹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见于《坚瓠集》）
苏轼《谢范舍人书》：“释耒耜而执笔砚，十室而九。”《止斋集》：“家家诵诗书”。《吴郡图经续记》：“自本朝承平，民颇饶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淳熙三山志》：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都城纪胜》记载，临安城内外，几乎每个里巷都有一二所乡校。这些诗词都是当时教育普及的生动写照
同时，宋朝女性相当广泛地参加文化学习，接受知识教育。有宋一代，李清照、朱淑真这些大才女，光彩照人，自不必说。像阮逸之女、蔣兴祖之女、徐宝君之妻都留下一些上乘作品，至今仍闪烁着她们智慧的灵光。王安石一家，其妻、其妹、其女、其侄女也都是善于文字的闺秀。这等能文工诗的妇女，不仅在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也屡见不鲜。一位驿卒的女儿留：下了“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的句子，可见写诗成了她生活一种重要组成部分。
宋太学明文取消了对中下阶层入学的限制，是贵族化向平民化的一次重大变革。北宋末年，太学规模达3800多人。同样，州县官学的招生也一概不论出身。《武溪集》：“凡士大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皆许游鄢”。担任过南剑州州学和嘉兴府府学教授的汤千锐说得更明白“即使是胥吏和市井工商的子弟，只要有培养前途的，都收进学校，并亲自为他们讲授经史”（见于《真文忠集》）
除了太学，还有医学、算学、天文等专科学校。数学宋元四大家的研究成果无疑代表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
许多工农之家、商贾之家以及其他下层人户，也都把学习文化作为子女竞争于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北宋，江东余干县有个制帽匠，徙居绕州城后，经常接触州学那些读书人，十分仰慕。于是督促儿子吴任钩发奋读书，以后可以奔个锦绣前程。近邻的史老是一个坐贾，同样敬重读书人，便将女儿许配给吴家，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吴任钩经过苦读，终于登第，最后做到“提举江西常平”。
宋时绝对不是把知识的价值囿限于对政治权力的追逐。文化知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实用价值，是促使中下层社会普遍读书的更大动力。否则，怎么连临安城里一个大叫花头子的女儿也饱读诗书、学会写诗呢？那年月，妇女是无权参加科举考试的。
其实，宋朝还有许多和以前或以后朝代不同的地方，实在罗列不完。总而言之，当时社会发生变化的影响几乎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影响。宋朝也被很多史学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同时，很多史学家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代的开始。这些观点，我就不一一罗列了。只可惜，后来被打断了。
【宋朝对外高额“岁贡”，破坏了家庭社会稳定基础！】
宋朝是一个道德沦丧、男盗女娼的社会。男盗的原因，宋朝从公元960年建国，不但没有平均土地，反而“杯酒释兵权”，造就了一大批豪强“地主阶级”。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人男人没有土地，只能给人做长工。遇到灾年荒年，没有土地的男人们只能“为匪为盗”。
宋朝“抑武扬文”的特殊政治体制，打造了“重文轻武”的畸形社会。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相对开明，大幅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自私的地主文人阶层，他们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受到压制的军人们只能忍气吞声，带兵权和练兵权分离的军事体制，使得宋朝的军队没有多少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北宋屡屡失败。
1004年的澶渊之盟，1038年的西夏合议，迫使北宋对辽和西夏称臣纳贡。北宋每年给辽和西夏30万两白银、25万匹绢（折合白银150万两），是一个承重的经济负担，占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南宋杀害岳飞以后的“宋金合议”，南宋向金国称儿子，岁币25万两、绢25万匹（折合白银150万两）。这些巨额的对外“岁贡”，全部转嫁到人民的头上。
宋朝（北宋）从建国初期，就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993年，土地兼并和高额贸易税，逼反失去土地的农民（茶农），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政治纲领，建立了“大蜀”政权。南宋初年在太湖流域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更进一步提出“等贵贱、均贫富”。300年的宋朝，从开始到灭亡，爆发了数百次人民起义。
宋朝丧失了河西走廊之后，“丝绸之路”贸易完全掌握在辽和西夏的手里。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丝绸（绢），每年25万匹进贡给辽和西夏，辽和西夏拿这些白得的丝绸，运到中亚做国际贸易。一匹绢在中原价值六七两白银，一匹绢运到中亚就变成了六七两金子，阿拉伯商人把绢再转运到欧洲，就变成了“一两金子一两绢”。
宋朝丧失了丝绸的贸易权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免费的国际“丝绸”加工厂。宋朝的富庶和繁荣是一种表面现象，暗藏着诸多的矛盾和危机。宋朝的虚假繁荣，最终导致财政破产，不得不启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触动地主文人阶层的利益，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宋朝全面“经济危机”，北宋末期大量拖欠官员和军队的工资，盗贼遍地和各种民众起义，才是宋朝的真实写照。
在宋朝文人嫖风是时尚，宋朝的诗人文豪们大都“纳妾嫖妓”，很多文人还以身作则的“乱伦”，比如苏东坡“扒灰”乱搞儿媳妇，伪圣人朱熹都祸害到了孙女的身上。正是由于文豪大儒们带头干有违反道德底线的事情，社会风气日渐堕落。妇女的享乐思想，更是火上浇油，严重破坏社会细胞家庭的稳定。
宋朝的“女娼”是一种普遍现象，“嫁汉吃饭”思想是女人的生存之道，这是无可厚非的。大唐开放之风，解放了妇女思想。大唐之富庶，又更加激励了妇女解放，妇女思想的过渡解放，最终演变为“不健康的腐化堕落”。当发展到宋朝的时候，虚假繁荣的宋朝社会，不能满足大多数妇女的“物质欲望”时，“笑贫不笑娼”成了很多妇女的人生格言。
《水浒传》揭示了真实的宋朝社会道德面貌，因为妇女出轨而逼迫男人犯罪造反的案例，在《水浒传》中比比皆是。仅梁山军方面，林冲是因为高衙内想霸占美貌的张贞娘而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因为嫂子潘金莲出轨而杀人的；宋江是因为阎婆惜出轨要挟而杀了阎婆惜的；杨雄和石秀是因为杀了纵欲“性快乐”的潘巧云而上梁山的；卢俊义的老婆贾氏出轨，和奸夫管家李固一起陷害卢俊义。
梁山军108将，一大半是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女人们宁愿给富人做妾，也不愿意嫁给穷汉。
而有老婆的梁山好汉仅仅三四十人，而老婆出轨的比例之高，并非是奇谈怪论，这是宋朝社会风气很坏，“男盗女娼”的真实写照。在《水浒传》中，到处是开黑店的，比如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到处是打家劫舍的，比如李鬼夫妻二人；强抢民女者大有人在，山贼周通就是典型人物……
宋朝的虚假繁荣和道德沦丧，诱导享乐思想的妇女们出轨，女人的大面积出轨，造成大面积家庭的破产，家庭的不稳定又冲击社会不稳定。乱伦的伪圣人朱熹，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竟然借助《程朱理学》，把“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妇女身上，更丧心病狂地给女人裹脚，摧残妇女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