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从当前的一些其他说法谈起，然后，详细说说宋词。
宋朝是一个有趣的朝代。它最大的政治生态就是重文轻武。
这种大环境下的大宋子民，无疑是幸福的。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享受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盛宴：宋词。
在宋，不管是北宋或者南宋，还是在汴京临安还是有井水处，上至达官显贵，下到乡野村夫，作词、唱词、和词，都是重要的生活常态。
四大雅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是宋代的雅文化吗？宋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四司六局》中记载：
凡四司六局人祗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若其失忘支节，皆是祗应等人不学之过。
可知，在京城的士大夫群体中，为了减省主家的劳动，在京城出现了专门帮办礼席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 ，不只是在官府贵家，在市井小巷也有这些特别服务。
四司六局分工合作，为办筵之家省去了许多精力，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四司六局服务人员，各有规则，散席犒赏时，亦有次序，先厨子，次茶酒，第三是乐人。
四司六局的上门服务，便利了京城居民。但是，其中的花费很大，非大户人家也无法承担。
我想说的是，这应该还不能称着大宋的文化。
1.它只是为办席应景的项目。打个比方，它相当于我们现在下乡办厨，它最大程度称得上是一种风俗，而不能称为一种冠名为“宋”的文化形式。
2.它只是在京城部分阶层盛行。相对于偌大的一国，京城占的土地和人口比例都不会很大，哪怕宋再怎么弱小。不能以点概面，把京城的甚至好只是上层士大夫阶层的习俗放大为宋朝的文化。
3.它没有作为一种文化必须具备的时间积淀和内涵。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物质或者意识。局部地区部分人家采用的习惯再怎么归纳都不能当着文化。
所以，基于以上分析，“四大雅事”很难作为宋代的文化，更不要说是雅文化。
填词、唱词，和词，是宋代的雅文化吗？能够代表一个朝代的文化，一定有其深厚的物质和群众基础，而在大宋一朝，“宋词”应该是它最主要最显性的“雅文化”。
1.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很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城市的“市”“坊”界限被打破，“草市”和“夜市”出现，市民阶层规模扩大。“唐诗”严格的格律，已经不适应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他们渴望一种介乎雅俗之间的雅文化，于是，宋词应运而生。
2.全方位的创作层次。一大批士大夫比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晏殊、陆游在潜心创作，市民阶层有柳永、李清照等一大批出名或者不出名的词曲创作者涌现，让宋词从上到下有了创作、传播和消费的链条，于是，宋词的载体话本和戏曲在宋非常流行。
《全宋词》共收录了两宋时期流传到现如今的词作就有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我们就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当时实际的创作数量一个是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的。
宋词在两宋时期流行的高度、广度，让人惊叹。从大量的典籍和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出，宋词的流传盛况。
《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 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记载，很能够说明词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下面再分层分析。
1.在社会上层广泛流传。且不说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晏殊等人，本身就处在大宋王朝的统治核心，他们之间词曲唱和的词曲数量非常庞大。
最有说服力的是，宋英宗的高皇后，就是苏轼诗词的忠实读者，苏轼每次创作新的作品，她都有专人传递呈见，都会读上很多遍，然后安排宫中乐人演唱。据说宋神宗，也特别喜欢苏轼的诗文，吃饭的时候都要阅读，经常出现“举箸不食”的现象，之后，北宋的徽宗，南宋的高宗和孝宗也都是苏轼的“粉丝”。据梁启超《王安石传》也考证到，苏东坡在黄州创作的词，他都会找人收集，先睹为快。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柳永的《鹤冲天》传到仁宗皇帝手里，他读后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唱低吟，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那时的柳永只是一名落第秀才，其诗都可上达天听。
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朝野上下对词曲的推崇程度是我们现在都想像不出的高度，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是有名的词人。
2.在社会中下层流传更广。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据记载，柳永的声名，不仅闻名于中原和江南，哪怕在边远的西夏、金、辽地区，凡有井水人居的地方，就能听见柳永写的歌。
当然，在宋词，风头最盛的还是苏东坡。宋《师友谈记》记载：
“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
当时但凡有点文化的普通妇人，对东坡的词都爱不释手。
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说有一次，苏轼在夜里刚填完一首词，试着吟唱，恰巧被巡夜的士兵听到了，第二天这首词就传遍了整个徐州城。
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曾经问一朋友：“我词比柳词如何？”且不去追究友人的回答，但就苏东坡这句问话，就可以知道，柳永的词不仅只是在乡野流行，在社会上层也是流传很广的。它更能够说明：宋词，社会上下层对词的推广和传播没有界限。
3.大宋时期全国各大城市商铺林立、酒楼歌馆等娱乐场所遍布。在前面说过宋商品经济的繁荣知道，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仅汴京城内就设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最大的勾栏甚至能容纳数千人。扬州、益州等大都市的酒楼不分昼夜营业，有成百歌姬伴坐陪唱；在汴京，燕馆歌楼、幽坊小巷更是数以万计。这个唱词规模，不说绝后，也一定是空前的。
4.创作队伍空前庞大。据统计，宋代有影响的大词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称“大家”和“名家”的词人就有半百之数，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苏轼、苏洵、苏辙、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等等。
总结宋朝的雅文化当然不只宋词一种，但宋词一定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不仅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更是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开创，形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现在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格局。
但愿我的回答对您有点小小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