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
台湾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征与同期的大陆文化遗址也十分相似。如台北县八里乡发掘的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高雄县凤鼻头出土的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台北市发掘的圆山文化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浜——良渚文化的明显影响和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浸润，同属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
这些文化遗存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同属一脉，早在史前时期台湾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空间”，台湾住民和大陆住民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南北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印第安人的氏族、文化以至国家存在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不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两岸人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等，都证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
1998年11月，福建泉州考古爱好者刘志成等在石狮市祥芝镇祥芝村渔民从台湾海峡海底打捞上来的数千件化石中，发现了一件疑是人类骨骼的化石。
经鉴定，确定这件骨骼化石为晚期智人男性个体的右肱骨，石化程度相当高，绝对年代约距今11000至260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仅缺失肱骨滑车和肱骨小头，保存长度311毫米，表面呈棕褐色，并留有海生无脊椎动物附着的痕迹。
在发现此人类化石同一区域，还发现了1件骨器和1件留有多处人工刻痕的哺乳动物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化石如古菱齿象、四不像、野马等暖温带动物化石。
说明这些动物和人类曾共同生活在这一区域，死亡之后就地掩埋。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蔡保全副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当时是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盛期，由于气温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黄海、东海，包括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海域成为陆地，使大陆和台湾连成一片，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
由于平坦的大陆架平原成为季风的通道，致使淮河流域的哺乳动物随冬季寒风沿大陆架平原南下，因此这一时期的化石组合面貌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闽粤“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先生都肯定了蔡保全提出的1至3万年前，由于陆海变迁、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谷地，生活着晚期智人，他们是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早期人类的看法。
贾兰坡认为这一发现十分有意义，并建议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发现证明现在一片汪洋的台湾海峡数万年前是与祖国大陆同为一体的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来自大陆。[1]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渔民在台湾海峡海底打捞回来的古菱齿象、犀、四不象鹿、牛等动物化石近百件，这些化石来自东山海域，属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3万年。
2001年底，经海峡两岸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研究，发现这一海域打捞的哺乳动物化石与台湾澎湖海沟的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9件更新世晚期鹿角化石上的人为刻痕，证明了3万年前本是陆地的台湾海峡已经有古人类与哺乳动物共生共存。专家们一致认为，台湾海峡在1。
5万年前还是陆地，由于冰河时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变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30米至180米，才形成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同胞自古就是一家人，而东山岛就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据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祁国琴介绍，台湾海峡自古横亘着一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多米，这条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因而这道浅滩被命名为“台湾海峡陆桥”。
距今约8500年以前，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由于“陆桥”使海峡两岸相连接，使远古人类及哺乳动物群才能由北往南迁移，途经福建进入台湾。[2]
台湾山脉走向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山脉走向一致，都是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西部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的福建海岸形状基本吻合。
台湾海峡最深处不过100米，过半地域深度只有50米，台湾岛与大陆最近处仅130公里。从海底地形来看，台湾海峡海底河谷有向南及向北两大河系，这种海底河谷地形是台湾海峡还是陆地的时候，由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地球自转向心力作用和地壳运动，相连接部分沉陷成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1972年在台湾台南左镇莱寮溪发现的“左镇人”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住民，经台湾考古学家考证，认为他们在体质形态上，跟大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相同，也与北京山顶洞人同一个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们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
在福建漳州莲花池山距今四到八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以后，考古学界得出更具体的结论，３万年前的“左镇人”就是闽南人沿着已经成路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3]
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古代江浙一代的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遂成为台湾先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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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大陈大络教授和厦门大学杨国桢、陈友平教授说：“中原人是闽台人血缘之根”、“闽台与中原古代语言相通”、“闽台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但与中原文化本质上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说：“广东称客籍者，大抵本自河南”。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认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
欧谭生先生也在文章中说：台闽豫“一千年前是一家”。
这里有四个统计数字，尤其能说明上述问题：
1930年台湾统计的资料，当时总人口为375．16万人，其中注明从祖籍福建泉州和漳州移去的有309万人，占总人口的80％。
1946年福建省云霄县人口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113802人，81个姓，在族谱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林、陈、王、蔡、方、张、柳、汤9姓，共约90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
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姓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63姓共670512户，占台湾总数828804户的89．9％。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移民资料”中介绍，先祖来自河南固始的族谱有16部之多，分布于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永春、漳州、龙海、诏安、仙游、长乐等地。
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其先祖也是“自光州固始县入闽”。这不仅写在族谱里，而且还刻在了墓志上。
1988年台湾出版的族姓巨著《台湾区族谱目录》收集了200多姓万余族谱，几乎究尽台湾民间所有谱牒，究其这些谱载家庭的开基祖先，无不来自大陆，来自中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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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划分，根本上来讲，它是由血缘和文化来区别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制度、政治的东西来区隔。现在的台湾民众虽然接触和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他们骨子里血脉中依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中华文化。
文化最起码的标志是语言文字，台湾官方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当时国民党政府就致力于推行普通话，到今天为止，50多年来，它所进行的教育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的教育，文字是和大陆一样的汉字。
台湾方言台湾话又称河洛话，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台湾话与现行的国语北京话一样，都是中国正统语系的支脉。“河洛”一词出自对原乡的认可，意思是说，世代移民台湾者，不认为自己是闽地的土居，而自认是源自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世胄。
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包括民俗、宗教信仰，还有价值观念，以及一些生活方式。
台湾的民俗、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主要是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东西。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妈祖，就是从闽南湄州的妈祖庙传过去的。台湾的很多风俗习惯也和大陆一样，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这三大节日，亲人离得再远都要设法赶回家团聚，这都是中国文化特定的组成部分。
台湾的民间语言主要是闽南话，还有客家话，当然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但这些方言没有文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汉化，因为他们接受教育是普通话的教育，是汉文字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汉文化、汉语言的思维。
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大部分地区（约占台湾全省人口的75％）、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浙江南部的平阳、玉环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
据统计，全球讲闽南方言的约有5000万人。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
闽南话，又称“河洛话”。据黄典诚教授的研究，河洛话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一致。
《切韵》中反映的中原河洛古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活化石”一样保留在中原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中。
固始方言、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差异很大，惟独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相似，甚至完全相同。闽南方言和固始方言均属《切韵》所反映的中古河洛话。
这种保留在民间的语言“活化石”，充分印证了闽台与中原之间的祖根渊源关系。
在台湾，人们习惯地称说闽南话的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河洛人在晋代以前生活在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这一带简称河洛地区。河洛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
史书上记载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指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次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这些汉人带来的汉语（据史载是河南中州一带）便是闽南方言形成的基础。
河洛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的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
公元669年，以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征蛮”后就定居当地，并开发了漳州（《漳州府志》）。他们带来了7世纪中州话，发展了闽南方言。
河洛人第三次集体迁闽是唐朝末年，当时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状态，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乘乱起兵，带了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据福建全境。
王潮被册封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26年，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立闽国称帝。这批人带来10世纪中州话，对闽南方言产生很大影响。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开发台湾，招募不少闽南人到台湾屯垦定居。郑成功于1661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又带去了大批闽南人移垦台湾，因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左右将士大多是泉州人，他们定居在台南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形成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军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在台移民总数约3．7万人。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蔡等2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汉族移民增加到10．12万人，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2．3万人。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由于两岸统一，再度出现大陆居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
台湾人口和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后起的一个世纪间，台湾人口增加了70．80万。1893年即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 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又陆续有大批大陆外省籍人口移住台湾。
1948—1950年迁台湾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共约100余万。
据《台湾省通志》卷二第三章第二节《河洛与客家》中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
台湾爱国诗人、历史学家连横(现台湾政坛人物连战的祖父。)在《台湾语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据《闽南人》记载：“特别漳泉两府的人，沥血流汗，不仅积极开垦台湾，而且把台湾建成第二个闽南，他们带去了闽南话，带去了闽南的风俗习惯和闽南人的刻苦耐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气质”。
《明清两代闽南人入垦台湾一览表》中列举的81个姓氏的祖籍皆是漳州、泉州及其所辖的县。为了纪念祖籍地，台湾许多地方均用漳州、泉州、东山、德化等闽南地区的名字来做地名，有些地名用“厝、寮”来称呼，如陈厝、何厝、番仔厝、东势寮、海尾寮、火烧寮等。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闽南话是来自中原的河洛话，闽南人的根在中原，而台湾人的根又在闽南，所以闽台地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人同根，语同根”。闽台同文，两岸同根。[6]
今天在台湾的各民族中，汉族人数约占全省2300万人的98％。1946年以前他们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大约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
高山族现约3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台湾先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仅考古发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一脉相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籍进一步证明台湾自古与大陆密不可分。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以前的更新世纪晚期。据台湾考古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初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为“左镇人”的晚期智人与福建清流县发现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体质形态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两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逐渐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
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隋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往来日益频繁。《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
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大陆与台湾间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
唐宋以后，大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贫瘠，造船业却十分发达，海洋开发活动逐渐繁荣。
泉州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200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大规模东渡，开发台湾的重要物质条件。
到元代时，民间的贸易和往来进一步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澎湖当时已有大陆移民1600余人。每年有几十艘商船来往于澎湖与大陆之间。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大陆民众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便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
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又据同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变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驻守，秋末撤回的办法，决定在澎湖当地造屋200间，派水军常年屯守。这说明，到南宋时澎湖已归泉州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台湾“宣抚”。
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对此，《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在台澎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承元制，继续对台澎行使管辖权。
据《元史》记载，澎湖当时有“泉州外府”之称。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曾亲自到过台湾的汪大渊在1344年前后所著台湾实地考察录《岛夷志略》一书中写道：“澎湖岛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在那里“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工商兴贩，以乐器利”。
这是有关元代台湾社会经济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确凿见证。
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扬言侵犯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春冬戍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以防倭寇侵扰。
1642年荷兰殖民者夺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38年，其实际占领区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区，以及北部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其统治一直极不稳固。
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大军及400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
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困9个月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
郑成功收复古湾后，废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
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孙郑克爽相继治理台湾凡22年，史称“明郑时代”。郑氏祖孙三代在台湾实行屯田政策，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清朝。
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县（今嘉义），隶属福建省。自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刘出任台湾巡抚后，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
其中有些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集资修成的。刘的这些举措，大大推进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重划全台湾行政区划，设3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1州（台东直隶州）3厅11县。
从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清政府有效治理台湾200余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澎湖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广大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建立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自主宣言》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起之后，当再请命申朝，作何办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台湾抗日民军并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血战。到台南失守为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严正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属于当然废止的条约之一，日本由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有权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失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太平洋战争末期，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签署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样，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由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告方式，两次正式通知了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正是根据以上规定，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写道“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完全接受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
以上四项国际文献——《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从法律地位上确定了台湾、澎湖及其所属岛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公认。
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后14天，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任命当时的陆军大学校长陈诚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
9月4日中国政府宣告：中国政府将根据有关协议，接受治理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10月25日陈诚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仪式完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诚发表谈话宣告“自即日期，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至此，沦陷50年的台湾终于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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