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俄】
2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我们离开北京。为了去张家口，我们雇了一乘轿子和两辆用来拉行李和仆从的大车。我的仆从临时增到两人，承因我国公使卡西尼伯爵的盛情，从使团给我派了一位哥萨克人以帮助我在居庸关开展工作。从北京到张家口的脚钱一般是：轿子九两银子,大车六两银子；骡子二两五十分银子；毛驴二两银子。
从北京去张家口和蒙古地方，通常从两座城门出去,德胜门和安定门。第一座城门的意思是“胜利之门”，它位于北京城墙的北部，通往蒙古的大道就由此开始。北京因在抗击蒙古人方面具有战略意义，于明朝时就定为京都。因此可以认为，这座城门的名称有其特殊的意义；北城墙的另一城门叫作安定门，即“平安或安宁之门”，更说明了“德胜门”这一名称的意义。
我们于下午1点30分，在同胞们送行的祝福声中离开了我国外交使团处，却没有从上述第一座城门或第二座城门走。车夫们考虑到在城里走路不方便，就拉着我们从前门走了。这样一来，八分钟之后我们走出了满洲人居住的内城。出了平则门（阜城门的旧称，可能作者记述有误，从路线来看可能是西便门），我们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外城。从这座城门开始，有一条用大石板铺成的通向万寿山的大道。这条路过去可能是很好走的，可是现在走起来却苦不堪言。
在所有往北去的行人中，很容易看得出哪些人是远道前往蒙古去的，我们遇到了一位刚在北京过了冬的苏尼特右旗的喇嘛。他原来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曾到西藏去过好几次，对中国南方也很熟悉，对北京郊外一带的名胜古迹也似乎是无所不晓。向西北方继续走了一段路之后，我们在3点40分到了一个有座大石桥的小村庄，叫西河马。
我们在中国人狭窄的田间小道上继续前进，不时地遇到或大或小的村庄。有意思的是这一带的村庄往往叫张家庄、王家庄等等。这使人想到，这里的居民中仍然保留着家族的因素。不过由于流浪者和异乡人―――蒙古人、满人、鞑靼人及迁移到这里来做生意、搞手艺的外省人纷至沓来，这种家族因素已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张家”、“王家”的姓氏下又加了个相当重要的“庄”字，或“村”字，而实际上村里有时连一户姓张或姓王的居民也没有了。他们已经被排挤出去，而且把地盘让给众多的异姓人了。
我们离开北京时就遇上大风，到了傍晚，开始刮得更加猛烈。它扬起的漫天尘土使人很难看到二十米以外的东西。我们继续在田间行走，将近晚上9点钟我们来到贯市（今属昌平区阳坊镇，清代是重要交通枢纽，驻兵把守）。
这是当地赶车的离开北京后第一个惯常的住宿之地，也是到北京以前最后的一个住宿之地，这个镇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回民，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清真寺，这也是周围所有回民唯一的清真寺。今天是正月十四，这里正在欢庆“灯节”，中国人又称之为“上元节”。成群的人堵塞了街道，每条巷子里都有辉煌的彩灯和焰火在迎送着我们的车马，沿途见到的各个寺庙的大门简直是挂满了灯笼。街道两边的房子互相拉起绳子，上面也挂着各色各样的彩灯。这一切都赋予这个镇子以异常美丽的景象。一队队兴高彩烈的人群族拥着挂在长竿子上、罩有华盖的太乙神像，不止一次地和我们碰面。喧天的锣鼓声以及笛子和其他乐器的声音从老远就使人知道他们的到来，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使我们的骡子没少受惊吓。到了旅店之后，我们还久久地听到人们欢闹的声音，直到将近夜里1点钟时外面才安静下来。
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派遣大批“旅行家”、“考察队”来到中国，了解山川地貌，搜集文化信息。波茨德涅耶夫（1851 1920），出生于沙皇俄国贵族家庭，后进入彼得堡大学学习东方语言。毕业后随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考察队”来到蒙古地区，并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停留了整三年，其间系统学习了蒙语，又兼修满语、汉语，回国后担任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1892年6月至1893年10月，他同妻子再一次来中国考察，历时十五个月，行程两万多公里，先后到达恰克图、库伦、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北京、张家口、多伦、元上都、克什克腾、承德、巴林左旗等地。回国后，整理出版了日记体《蒙古及蒙古人》一书。本书俄文出版，早期翻译成日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位学者再从日文、俄文翻译成中文，加之作者的特定身份，所以有些内容可能会出现一些偏颇，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