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很显然没有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在明与后金（清）的战争爆发，不少辽军和辽人确实投靠了后金（清）。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辽东百姓和辽东军人站在了明朝这一边，成为了明朝的守护者。
明朝东北地区的汉族百姓主要聚集在辽东都司的辖区内，其中也居住着不少女真人和蒙古人，是多民族杂居地带。在当地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形成了有别于关内汉族百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认知也与关内汉人有很大区别。所以辽东汉人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习俗相近，又有频繁而广泛的交流，汉族人传统的“华夷之防”在他们内心里早就淡漠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当明与后金的战争爆发后，将辽东人民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一部分人成为明王朝的掘墓者，而另外一部分生发出忠义观念，成为了明王朝抵御后金的重要力量。
辽事兴起之后，辽人对后金占领辽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确实比较复杂，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区别。在广宁会战结束之前，不能说辽人没有抵抗，但是抗争态度是消极的。在这个时期，辽人面对后金军队的进攻，发生恐慌，一部分选择了投降，更多的人选择了逃亡。就比如说在萨尔浒会战后，沈阳和辽阳的军民就出现了大规模逃亡迹象。
《熊廷弼集·辽左大势久去疏》：今沈阳皆已逃尽，辽阳先逃者已去不复返，见在者虽畏不敢逃，而事急之时臣安能保。这个情况急得熊廷弼直跳脚，对辽人抵抗后金的态度也产生了怀疑，看他接下去讲，所谓“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但是辽人抵抗意志不坚决，甚至投靠了后金，真的仅仅是因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吗？，当然不是，更多的则是源自于明王朝的苛政，其实在熊廷弼的奏疏中也有很多明廷残虐辽东百姓的情况，只是在这封奏疏里没有提到过罢了。
辽镇在万历援朝战争开始后，就没有消停过。先是万历援朝战争辽东军民出兵、出钱、出民夫。后有万历皇帝四处派矿监、税监扰害，搞得民生凋敝，当然辽东镇也未能幸免。万历二十七年万历皇帝派太监高淮去辽东开矿，征税，此人对辽东百姓敲骨吸髓，搞得辽东民不聊生，百姓生不如死，在这个时候辽民对明廷早就充满了矛盾和失望，“生于辽不如走于胡者”的想法非常普遍。
《建州考》：或曰辽本孤悬，一坏于朝鲜之应援，再坏于税珰高淮之蹂躏，辽人不复知有生趣。
而熊廷弼第一次镇辽时，途中所见所闻也是触目惊心，验证了《建州考》里的辽东民不聊生的事实，我希望大家能看下来。
《熊廷弼集·请免商税疏》：始臣廷弼与抚臣奉命出关之日，所至卫所驿堡等处，各无虑数十人，声带呻吟，形如鬼魅，辄向臣泣诉曰：“穷民皆高淮残害之孑遗也。欲逃而不逃，将死而未死者，以我万岁爷爷撤高淮入内，止张烽出巡，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有今日。近闻催税如故，穷民无可奈何，惟有逃与死耳。”臣不忍闻，第谕以皇上恩德及祖宗法度，抚慰之而去。及抵辽阳，臣又密访民情，有云：“抚按新来，想必微我们请罢商税。”等语。又有云：“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催税的就是我对头。”等语。臣闻之，不任寒心，而税监张烽催税手本又三至矣。
而在李成梁撤去宽奠六堡时，当地百姓安土重迁，不肯撤去，李成梁强行以兵驱赶，死者无数，当地辽民青壮年纷纷逃入建州女真避祸。
《建州私志》：乃率军丁数千装塘驱之。随焚其室庐，毁其器用，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仅得老幼孤贫六七万人，佥派辽镇。
而在后金占领辽阳和沈阳之前，经略袁应泰又再出昏招，向城内滥收蒙古降丁，而那些降人在城内为非作歹，辽人不能无恨。
《圣武记》：降人多占民居妇女，辽人愤怨。
这些史实也回答了提问者的第一问，辽东百姓绝不是愚昧无知，而是晚明朝廷的残酷暴虐逼得辽东百姓走投无路，试问百姓凭什么效忠这样的朝廷？
在后金占领辽、沈之后，努尔哈赤犯下了大错，对辽东百姓进行压迫，辽东汉人奋起反抗，努尔哈赤也以武力镇压屠杀，大量的辽东百姓逃逸到辽东沿海各岛，继续与后金做长期斗争。
《两朝从信录》：夫辽民苦努之虐，逃依丽国者以十余万计，其心为中国死者，亦且数万。《天聪朝臣工奏议》：自皮岛开镇以来，我国中所得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皆缘有岛在焉。
在这个时候辽人民心是可用的，正如夏允彝编的《幸存录》所言“辽人守辽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为辽人必不可用，尔时辽俗富而奢，莫肯力战，故廷弼云然；然数战之后年人实可用矣”。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宁会战后，熊廷弼也改变对辽人的看法，建议朝廷对辽人“拣其精壮者为复仇之义兵，自相团练，以俟进取”。
在广宁陷落后，以大学士孙承宗为代表的官员倡议辽人守辽土，开始召集流亡，编练关宁辽军，而赵率教等人抚用辽人尤力。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万。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
关宁辽军一旦形成，就成为了之后的对抗后金军的主力。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围攻宁远，袁崇焕率兵固守，大挫后金军，让努尔哈赤忧愤不已。皇太极继位后又发动宁、锦之战，又遭关宁军重创。
在天聪三年，皇太极绕道漠南蒙古，袭扰明京师，袁崇焕被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大同总兵满桂战死，辽东总兵祖大寿遂成为中坚力量。
话说后金方面，清太宗皇太极登基之后，一方面对内调整生产关系，恢复占领区的经济，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致力于消除与辽人的对立情绪。而关宁军也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确定以争取关宁辽军为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
在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之所以选择长期围困，就是因为认识到了关宁军的实力而做出的决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
此战的结果就是在后金军的长期围困之下，大凌河守军投降，对这些大凌河降人，皇太极采取了“恩养”政策，让他们出任要职，为其出谋划策。比如张存仁就在顺治朝成为了封疆大吏，“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松锦会战后，皇太极攻克锦州和松山，除洪承畴、松山城内应夏成德及其部下，锦州城守将祖大寿及其部下，大凌河降人之外，全部处死，其余编入汉八旗之内。直到顺治元年，吴三桂降清，关宁军正式被清收编，成为清军平天下的利器。
《国榷·卷一百一》：三桂精骑五千俱敢战，为建州之所畏，至是合，势益张。
在明、清双方争夺中，辽人从一开始的消极抵抗后金（清），随后奋起抗击，到最后成为清政权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都是在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辽人有投降后金、清朝的，也有为明朝死战殉国的，所以与满清更加亲近这话也就以偏概全了。
参考文献：《明史》、《国榷》、《熊廷弼集》、《两朝从信录》、《天聪朝臣工奏议》、《清史列传》、《建州私志》、《建州考》、《幸存录》、《圣武记》
在明朝时期，辽东可谓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在明朝与满洲人发生战争后，当地人的表现让同时代的大明官员痛心，也让当今的明粉皇汉们气的嗷嗷乱叫。在当时，凡有战斗力的辽东汉军，大多数站在满洲人一边，甘心为满洲人效力。曾经略辽东的晚明大臣熊廷弼曾这样吐槽辽东汉人：丈夫被鞑子杀死，妇人没有半滴眼泪。但要是丈夫被官府征兵带走，就会而痛哭流涕。
从熊廷弼这段吐槽不难看出，当时的辽东本地人并不觉得明朝比满洲更好，也体现出这些人对明朝官府的憎恶。熊廷弼这番话让满朝文武不解，于是他给出了自圆其说的答案：汉人与当地土人混杂一处时间太久，以至对其生活习惯与文化产生认同，反而对同种同文的关内人士十分排斥。
在明朝，类似熊廷粥这样的士大夫阶级，看辽东人是非常不顺眼的，他认为这与蛮夷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其实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恰恰是大明自己。当时驻扎辽东的军户生活本身很困苦，朝廷每年还要催缴粮食税收，而辽东的粮食种植只能确保每年一季，根本无法像关内那样靠农业过活。于是他们必须学习女真人的狩猎、采集和捕鱼技术。久而久之，当地汉人跟女真人变得十分友好，甚至出现了联姻。
而朝廷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明朝中晚期之时，朝中混乱，太监弄权，辽东这地方越发的不受重视，任其自生自灭，几乎不管不顾。士卒的武器老旧，薪水又领不到，还要自己种粮吃饭，谁还替你卖命。反倒是女真人越发强大，可以给予好处，因此他们甘愿与女真人为伍。一旦有将领决议投奔满清，士卒会毫不犹豫跟着剃发。
满洲人将其编为汉八旗，很多人在“抬旗”后，享受跟满八旗同等待遇。随着满清势力在辽东地区的逐渐扩张，越来越多的辽东汉人成为了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在明军的体系中得不到发挥和重视，到了满人这边，如鱼得水，战斗力一点也不弱于满洲人，他们跟着满洲八旗一起打天下，一起入关，寄希望于得到更多的好处和优待。
而那些选在留在明军体系，不愿意投靠女真人的士卒，在投降之后，虽然也被混编近汉八旗，但是待遇明显不如早先自动投靠女真人的那些同僚们。
其实，人在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民族大义可言，普通小卒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让自己和妻儿活命，投靠可以给予自己温饱的敌人者比比皆是，历朝历代都有。敌人可以给吃给喝，而主人却什么也不给，还要连打带骂，根本不管你死活，光给你空谈的口号有什么用？因此，这跟题主所说的无知和愚昧没任何关系，辽东汉军不过是为了活着，并且活的更像个人罢了。